九月下旬，棉花进入采摘期，玛县的零工市场热闹起来，那些零工变得很抢手，有些反应快的零工，已经开始学会和棉花地老板讲价钱了。
是的。原本零工市场一直都是供大于求，大家都是抢着活干，就这个有些人守一...
腊月二十三，小年。玛县的天灰蒙蒙压着，雪粒子夹着风，在戈壁滩上打旋儿，刮得人耳朵生疼。我裹紧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棉袄，踩着半尺厚的积雪往渔场走。棉袄是老营长临退伍前硬塞给我的，袖口磨出毛边，内衬脱了线，但里头絮的驼绒厚实，一穿上，寒气就撞不进来。
渔场门口那棵歪脖子榆树底下，蹲着三个人：老奎叔、阿勒泰和刚从团部调来的兽医张秀兰。老奎叔叼着旱烟，烟锅早灭了，可他还吧嗒吧嗒吸着空嘴；阿勒泰正用冻红的手指头掰开一块冻硬的马粪，眯眼瞅里头有没有未消化的草籽——这是他最近琢磨出来的“草情预报法”，说牲口拉的粪里草籽多，说明冬牧场草料足，开春羊群掉膘就轻。张秀兰则抱着个搪瓷缸子，呵出的白气糊了眼镜片，她时不时抬手抹一下，动作轻得像怕惊飞一只麻雀。
我走近时，阿勒泰抬头咧嘴一笑，露出两颗被奶茶染得微黄的门牙：“李厂长，您这棉袄袖子……又补第三回了吧？”
我没接话，只把手里卷成筒的《玛县日报》递过去。头版登着消息：自治区农垦局正式批复，玛县国营渔猎联合体升格为副处级单位，编制单列，独立核算。底下一行小字写着：“首任主任：李卫东。”
老奎叔猛地把烟锅在鞋底磕了三下，火星子溅到雪地上，“滋”地一声灭了。“副处？”他嗓音沙哑，像砂纸擦过铁皮，“咱这破渔场，连条像样的船都没有，光靠冰镩子镩窟窿捞鱼，也能挂上副处牌子？”
张秀兰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后的眼睛清亮：“不是挂牌子，是责任。上个月，县里统计，全县七千三百户牧民，六成以上靠咱们渔场供应越冬鱼干。去年冬天雪大，阿吾勒的羔羊死了八百多只，可没人饿肚子——全靠渔场赊出去的一万斤腌鱼块。”她顿了顿，把搪瓷缸子贴在冻红的脸颊上，“李厂长，上周你让会计室做的那本《渔猎资源三年平衡表》，我看了。冰层厚度、产卵区水温变化、银鲫回游路线偏移……连十年后的鱼汛周期都推演出来了。”
阿勒泰突然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里头是半块硬邦邦的奶酪，边缘结着霜花。“尝尝，新挤的母牦牛奶酪，没加盐。”他掰下一小块递给我，“昨儿半夜，我在二号冰面听见动静了——不是鱼撞冰，是尾巴拍水声，‘啪’！沉得很。我趴冰上听了半宿，至少有二十条大狗鱼，在底下转圈。”
我接过奶酪，凉意直透指尖。那声音我也听过。去年冬至那天，我在一号冰面凿洞测水温，忽然听见冰层深处传来闷响，像有人用木槌敲打厚鼓。当时老奎叔说那是地气上涌，阿勒泰说准是狼群绕湖巡边，张秀兰却翻着刚从乌鲁木齐邮来的《水生生物学报》，指着一页论文说：“狗鱼产卵前会集群撞击冰层，震动频率在12至18赫兹之间，人耳勉强可辨。”
我们四个人就这么站在风雪里，谁也没说话。远处，几只秃鹫盘旋在枯死的胡杨林上空，翅膀划开铅灰色的天幕。二十年前，玛县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渔场”这个标点。那时这里只有风、沙、盐碱滩，和一群被发配来“改造思想”的右派知识分子。他们用马鬃搓绳，用梭梭柴烧碱，用牛皮缝筏子，在芦苇荡里扎下第一根木桩。后来这些人有的平反走了，有的病死埋在西山坳，坟头连块碑都没有。唯独留下一口铁锅——现在还挂在渔场食堂灶台上，锅底厚厚一层黑垢，煮过三千六百顿饭，熬过十七个寒冬。
“厂长！”远远跑来个穿红棉袄的小姑娘，是库尔班家的闺女古丽娜，辫梢上还沾着雪粒，“我爸说，东戈壁的狼群今早叼走了三只羊羔，可血迹只拖了二十步就没了，地上全是狗爪印子！”
阿勒泰“噌”地站起来：“狗？哪来的狗？”
“不是牧羊犬。”古丽娜喘着气，手指往北边山坳一指，“是野狗，毛色铁灰，眼睛泛黄——跟去年夏天在额尔齐斯河见过的那群一样。”
张秀兰忽然攥紧搪瓷缸：“食腐犬群？可它们不该出现在这里……这边没有大型食草动物尸骸。”
老奎叔却慢慢蹲下去，用烟袋锅拨开雪壳，露出底下冻土。他抠起一小块土，在指间捻了捻，又凑近闻了闻：“土腥味淡了。底下潮气往上顶。”他抬头看我，“卫东，你还记得前年你带人挖的那条引水渠吗？通到西山坳那截，冻土层裂了道缝，你让填了砂石，可底下暗流一直没堵死。”
我点点头。那条渠是为灌溉新垦的苜蓿地修的，可挖到第三公里时，镐头突然“当啷”一声撞上硬物——不是石头，是半截锈蚀的钢轨。工人们撬开浮土，底下露出个斜插进地的水泥涵洞，洞口爬满紫红色苔藓，风从里头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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