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带着浓重的铁锈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福尔马林气息。我们沿着涵洞往里探了三十米，手电光扫过墙壁，隐约可见褪色的俄文标语：“为了苏维埃的明天”。再往前，洞顶塌方，碎石堵死了去路。
当时没人当回事。老奎叔说那是五十年代地质队留下的勘探通道，张秀兰查了县志，确认1953年确有支苏联专家团在玛县北部勘测铀矿。可档案在七十年代一场大火里烧了大半，剩下几页残纸只写着“第7号试验点，安全等级：绝密”。
但此刻，风卷着雪粒抽在脸上，我忽然想起昨夜做的梦：一片无边无际的冰原，冰层下有无数双眼睛睁开，幽绿，冰冷，缓慢转动。冰面裂开蛛网般的纹路，每一道缝隙里都渗出暗红色液体，像血，又像某种植物汁液。而冰原尽头，矗立着一座半埋在雪里的混凝土塔，塔身布满弹孔，顶端锈蚀的避雷针指向北方。
“走。”我拍掉裤腿上的雪，“去西山坳。”
雪越下越大，能见度不足十米。我们踩着老奎叔用梭梭柴扎的雪橇，由两匹蒙古马拖着往西山坳去。阿勒泰走在最前，马刀插在皮鞘里，可右手始终按在刀柄上。张秀兰背着药箱，里头除了青霉素和止血钳，还多了把地质锤和一卷胶带——她说要采岩芯样本。老奎叔落在最后，烟袋锅明明灭灭，像暗夜里的萤火。
西山坳的雪比别处薄，裸露的褐红色岩层上，散落着零星的灰白色碎骨。阿勒泰俯身捡起一根肋骨，断口新鲜，边缘还沾着暗褐色凝血。“不是狼咬的。”他用指甲刮下一点血痂，“齿痕太整齐，像……像用模具压出来的。”
张秀兰蹲下来，从药箱取出放大镜。镜片下，血痂表面浮着细密的结晶颗粒，在雪光映照下泛出珍珠母贝般的虹彩。“不是血。”她声音发紧，“是某种共生菌的代谢物。我在《阿尔泰山真菌图谱》里见过类似记载——‘雪脉菌’，只寄生在濒死的大型肉食动物体内，分泌的酶能溶解骨胶原。”
老奎叔突然“呸”了一口：“啥玩意儿？”
话音未落，地面猛地一震。不是地震那种上下颠簸，而是横向的撕扯感，仿佛整座山坳被一只巨手攥住狠狠拧转。我踉跄扶住岩壁，手心触到冰凉的混凝土——那座半埋的塔，不知何时已从雪里拱出大半，塔身裂缝中，正缓缓渗出暗红色黏液，所过之处，积雪“嗤嗤”冒白烟，腾起刺鼻的氨水味。
“快退！”张秀兰拽我胳膊，指甲掐进棉袄里。
可已经晚了。塔基周围雪层“咔嚓”裂开，露出底下纵横交错的金属管道。管道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灰绿色菌毯，此刻正随着地下传来的搏动微微起伏，像活物的心跳。阿勒泰拔出马刀，刀尖刚挑开一片菌毯，底下竟露出密密麻麻的蜂巢状孔洞，每个孔洞里都蜷缩着拇指大小的灰白幼虫，正齐刷刷转向我们，复眼折射出幽蓝冷光。
“退回去！”老奎叔吼着，一把将古丽娜推进雪橇，“阿勒泰，砍断缰绳！”
马刀寒光闪过，缰绳应声而断。两匹蒙古马长嘶一声，转身狂奔。我们跌跌撞撞跟着跑，身后传来令人牙酸的“簌簌”声——那些幼虫正从孔洞里倾泻而出，汇成灰白色的溪流，迅速漫过冻土，追着马蹄印蔓延。
跑出三里地，直到看见渔场瞭望塔的红顶，我们才瘫倒在雪地上大口喘气。古丽娜哭得打嗝，张秀兰的手一直在抖，药箱扣子崩开了两颗，地质锤滚进雪窝。阿勒泰默默收刀入鞘，从怀里摸出个瘪扁的铁皮烟盒，倒出最后三支烟，分给我们。
老奎叔点上一支，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卫东，”他盯着我，烟灰簌簌落在棉袄前襟，“你记不记得，你刚来渔场那年，有个叫陈默的上海知青，总爱半夜蹲在冰面上画图？”
我心头一跳。陈默。那个戴圆框眼镜、说话总带着江南软语腔的年轻人。七九年返城潮时，他是最后一个走的。走前一天，他把我拉到冰窟旁，用冻僵的手指蘸着冰水，在冰面上画了个复杂图案：同心圆套着螺旋线，螺旋末端指向北方。他说：“卫东，这底下有东西在呼吸。它睡了很久，可最近……心跳快了。”
“他走时，留下一个帆布包。”老奎叔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个硬物，展开油纸，里头是个铜制罗盘，玻璃盖裂了道缝，指针却固执地停在正北方向，“他在日记本里写，这罗盘是从塔里木某座废弃气象站捡的，磁针校准过七次，误差不超过半度。”
张秀兰忽然抓住罗盘边缘：“等等——这刻度……不是经纬度。”她凑近看，指甲刮过铜盘内圈，“是生物节律标记！你看这些凸点，间距完全对应……对应雪脉菌的孢子释放周期！”
阿勒泰猛地抬头：“所以陈默知道？”
“他知道，但没说全。”我盯着罗盘上那道裂痕，忽然想起什么，伸手摸向自己棉袄内袋——那里常年揣着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是牛皮纸，边角磨得发亮。我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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