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吾求仙去俗
学道与求仙在唐人是同义语，而仙就是一种生活在人境之上或之外的不死之人，具有超凡脱俗的天然特征（注：详拙作《论仙与游仙诗》，《西北大学学报》，1995(2)。）。于是，访道学仙就成了士人在遭际坎坷时的一种排遣方式。王勃和李白即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王勃出身望族，祖父王通为隋末大儒，本身早慧，为时所称。高宗麟德三年应幽素科，对策高第，拜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年仅十六左右。前程远大，故而虽“常学仙经，博涉道记”（注：王勃：《游山庙序》。），但并没有访道行迹。乾封元年即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之年，王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以为此乃挑拨诸王子关系，斥出沛王府。年轻气盛的王勃遭此不白之冤，满腔愤懑，作《述怀拟古诗》云：“仆生二十纪，有志数十年。下策图富贵，上策怀神仙！”不久入蜀，访道寻仙，有《寻道观》诗，自注云：“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诗云：“芝尘分光野，蓬阙盛规模。碧坛清桂影，丹洞肃松枢。玉笈三山记，金箱五岳图。苍虬不可得，空望白云衢。”且将道观当蓬阙，痴望苍虬下天迎。在《山居晚眺赠王道士》诗中谓“玉--洞侣仙群”，则把道士当仙人。《八仙迳》诗之“终希脱尘网，连翼下芝田”、《观内怀仙》诗之“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都隐隐透露出青云失路的激愤，都是失意学仙、求仙弃俗、排遣幽愤的明证（注：详拙作《唐代游仙诗的若干特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3)。）。
李白对仙道用情之深，有唐可谓无两，原因何在？前人就有过疑惑，如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云：李太白“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固为是以，以信其说邪？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邪？”其实，李白笃信仙道有多方面的原因，非一端可概其全，葛氏所谓“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就是其中一因。开元二十二年春，李白游襄阳谒韩朝宗，作《与韩荆州书》自述才华，希望得到品题，“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不果，有《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叹道：“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明白指出了他访道学仙的真意。天宝三载被赐金还山后，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云：“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在李白的辞典中，游山即与游仙同义，所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即其证。
应该说明的是，以求仙作为挥斥幽愤的手段并非唐人首创，大量写作游仙诗的曹植便已然，《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即谓曹植是因“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于六合之外”。
五、故山道气浓
地域文化风气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凡身处道风浓郁之地域者，往往由于耳濡目染，引起对道教的兴趣，从而成为皈依道教的一种原因。
李白曾自豪地对道友元丹丘这样夸耀道：“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注：李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居》。）在李白家乡的近邻绵竹，就有名播远近的道士王玄览，弟子王太霄编集其语录为《玄珠录》，序云“四方人士，钦挹风猷，贵胜追寻，谈经问道”（注：王太霄：《玄珠录序》，载《全唐文》卷九二三。）。王太霄与李白大致同时，应知此事。又据《金石萃续篇》卷八《张尊师探玄碑》载：开元四年即李白出蜀的那一年，玄宗以将崇老君庙，命选道门大德以进，是年征西京景龙观张探玄、峨眉王仙卿、青城赵仙甫、汉中梁虚舟、齐国田仙寮等至东都，有司备礼，冠盖纷迎，望者以为神仙会。这种征选是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在入选的五名道门大德中，蜀中就占了两名，蜀地道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蜀地多名山，其中的青城山被道教列为神仙十大洞天的第五洞天。李白《登峨眉山》诗“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用的就是《列仙传》所载的仙人葛由刻羊骑以入蜀传说，足见涂上了神秘色彩的蜀地灵山给李白带来的影响。
唐代信奉道教茅山宗的诗人为数不少，但真正入茅山作道的却只有顾况一人。这也与地域文化有关。顾况是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人，早年与亲族共居句容云阳里，就读于元阳观。后顾况有《题元阳观旧读书房赠李范》云：“此观十年游，此房千里宿。还来旧窗下，更取君诗读。”《茅山志》卷十七：“元阳观，古观名，见顾况诗。今观在茅洞之上。”十年的元阳观读书生涯，种下了顾况对茅山情结的最初种子。后来顾况移居海盐横山。多年以后，顾况重游故居，有诗《临海所居三首》，其二云：“此去临溪不是遥，楼中望见赤城标。不知叠嶂重霞里，更有何人度石桥。”其三云：“家在双峰兰若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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