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的干系。
润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李绅在《赠毛仙翁》诗里大言不惭地把自己说成是老子后人，先把毛仙翁说成是老子再世，然后不顾辈份，呼祖为兄套近乎，说：“忆昔我主神仙主，玄元皇帝周柱史……仙兄受术几千年，已是当时驾鸿客……我亦玄元千世孙，眼穿望断苍烟根……今朝稽首拜仙兄，愿赠丹砂化秋骨。”李绅就是这样依仗着自己的姓氏，认定“我亦玄元千世孙”，向毛仙翁大表忠心，大献殷勤。又在《华顶》诗中说：“欲向仙峰炼九丹，独瞻华顶礼仙坛……浮生未有从师地，空诵仙经想羽翰。”表示要找个地方从师学道修仙去。尽管李绅后来进的是官场而不是道场，但他曾经对道教动过向往的念头却是不争的事实，其向往之情来自对教祖老子的景仰也同样如此。
与李绅同时稍后的澧州（今湖南澧县）诗人李群玉与李唐皇室并无亲缘关系，但他也认为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故而也言之凿凿地自认是老子后人，在《别尹炼师》诗中道：“吾家五千言，至道悬日月。若非函关令，谁注流沙说。……愿骑紫盖鹤，早向黄金阙。城市不可留，尘埃秽仙骨。”诗人对道教与众不同的深情，实由“至道悬日月”的“吾家五千言”引起，面对尹道士，他说起“吾家”之“至道”，口吻是如此骄傲。在《将游罗浮登广陵楞伽台别羽客》诗中，李群玉也说：“身居飞鸟上，口咏玄元籍。飘如出尘笼，想望吹箫客……吾将抱瑶琴，绝境纵所适。”“玄元籍”者，亦即“吾家五千言”、老子所著之《道德经》是也。他对道教的景仰是和对祖宗的景仰互为因果的。
李商隐作为晚唐诗坛巨擘，早岁就作过道士，《梓州道兴观碑铭》：“载念弱龄，恭闻隐语。蕙纕兰佩，鸿俦鹤侣。”《李弘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上河东公启》自陈：“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后来“虽身在幕府，常在道门”。这就说明李商隐对道教的倾心并非只在作道士时。何以为然？其《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诗给出了答案：“我本玄元胄，禀华由上津！”因此他才有信心与同志“相期保妙命，腾景侍帝宸”。也因此，他才自认为身有仙才（即仙骨），《东还》诗云：“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秋风动地黄云暮，归去蒿阳寻旧师。”因为认定“我本玄元胄”，祖上为仙，他自然就具备了神仙的血统，这是他“自有仙才”的根据。也正是服了“自有仙才”这一剂高效且长效的安眠药，李商隐才有采华芝的“十年长梦”。同时，这也是他本人沉溺仙道却对周穆王、汉武帝等好道之君大加嘲讽的根源（注：详拙作《略论李商隐的仙道观》，《江汉论坛》，1995(9)。）。
二、老去近仙方
道教是最重视人的生命的宗教。《道藏》首经《元始无量度人经》即谓“仙道贵生”。“贵生”是因人生有涯，《抱朴子内篇?勤求》为人们算了一笔生命细账：“百年之寿，三万余日耳。幼弱则未有所知，衰迈则欢乐并废，童蒙昏耄，除数十年，而险隘忧病，相寻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计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则不过五六十年，咄嗟灭尽，哀忧昏耄，六七千日耳，顾眄已尽矣，况于全百年者，万未有一乎！谛而念之，亦无以笑彼夏虫朝菌也。盖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语有之：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此譬虽丑，而实理也。”算的结果让人悚然心惊：人确实从一出生时起就一步步走向死亡。不过，对于秋月春风等闲度的年轻人来说，死亡还是个遥远得近乎虚无的概念。因此，许多唐代诗人是到了中年或晚年才开始心仪讲求长生的道教的。帝王诗人李世民就是一个典型。
青年李世民是不信仙道的，《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载：贞观元年(627)，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这是一种清醒的政治家对仙道的态度，李世民时年28岁。他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一再地在诗中表达同类意思，《帝京篇?序》：“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春日望海》：“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载：贞观八年，长孙皇后云：“道、释异国端之国，蠹国病民，上素所不为。”时李世民34岁，仍然是崇道不信道。到49岁时，日益迫近的晚年生命危机感使李世民转变了对方药的态度，《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载：“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庚子……使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次年，一代英主便撒手人寰。
贺知章是“老去近仙方”的又一个典型。作为来自道风弥漫的江南的士人，贺知章对道教是情有独钟的，卢象在《送贺秘监归会稽歌序》中就说贺知章“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关于贺知章入道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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