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的态度，老子则谨慎得多，更强调无知的一面。对于他而言，与其信任一个人，还不如信任百姓；与其相信一个人的知识和意志，还不如顺应百姓的意愿。从此出发，老子主张君主必须要节制自己的权力，节制主宰的冲动，给百姓更大的空间。这不仅是为了百姓，也是为了权力自身。为政者应该意识到，在给百姓更多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就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八十一章“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的说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段话是虚无和因循原则的具体化，充满着宽容的精神。从《道德经》来看，老子是承认有善人和不善人的区别的。如二十七章“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以及七十九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面对这个区分，老子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采取了“混同”的态度。他主张对于善者和不善者，都善之；对于信者和不信者，都信之。通过这种混同，善与不善、信与不信的区别逐渐消失，此即“德善”和“德信”。可以看出，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不善者”和“不信者”，而如何面对又取决于如何理解。善和不善、信和不信的区分，以及“不善者”和“不信者”的命名，是不是为政者“以己心为百姓心”的人为操作？换句话说，这种区分和命名或许并不客观，不过是出于权力的私意。一旦从“恒无心”的虚无出发，善和不善等的区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这种理解，“善之”“信之”的态度就是自然的结果。这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谓的宽容精神，在汉语中，“宽容”一词最早正是出自该篇叙述老子思想时所说的“常宽容于物，而不削于人”句中。与法家和儒家相比，老子的思想对百姓的确最为宽容。
在宽容的态度之下，理想的政治就不是昭昭、察察的清楚，而是昏昏和闷闷的混沌。执政者不是用各种各样的名来命名和分裂社会，而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昭昭和察察只能强化这个世界的区分，并激化社会的矛盾。昏昏和闷闷才会带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太平景象。所谓“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指的就是混沌的政治。对于圣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浑其心”，也就是“无心”，在顺应和宽容百姓之中保持权力的长久稳固。
《道德经》倡导的虚无、节制和宽容在中国思想中独树一帜，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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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璀璨多彩，四域生辉。在这海洋般辉煌灿烂的文化宝藏中心，绽放着一朵奇葩，散发着奇光异彩，它就是占卜文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像它这么古老，这么影响深远。之所以以道教占卜文化为题，是问了区别于其余诸教派系的占卜，道教占卜以下简称为道占。遂以（一）道占的历史渊源；（二）道占的科学原理；（三）道占的应有原则；（四）道占的具体方法；（五）道占应用举例为题目，整理余所知所悟写出如下，汇报给道教弟子及十方道教信众！
一、道占的历史渊源
道占来源于上古方术，方术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神话传说和后来的文献中都可见到有关方术的记载。祝由术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方术，在《黄帝内经》中有明确的记载，此不赘述。方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生殖崇拜，早期的方术其中一种是原始神灵形式。它是以涉及到神灵观念为特征的，因为古代人们认为万物都是有神灵的，原始神灵神化客体，并向其求告与敬拜，试图借助神灵来控制或影响客体。《史记》曾记载华胥因踩过天神的脚印而生下伏羲，反映的就是这种方术之一的原始神；还有原始灵怪，在《吕氏春秋》和引用了《括地志》的《史记正义》中所说，有一种名叫丹鱼的灵鱼，如果把它的血涂在脚上的话，人们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这也称为原始神灵方术，占卜术就是它其中的一种。后来天文历法的突飞猛进使道占走上了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路，与古老的东方科学结合在一起。
道占起源于伏羲、神农和黄帝，成熟于姜尚、老子和鬼谷子，发扬光大于张良、董仲舒、东方朔、孔安国、司马迁。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劳动和在劳动中不断实践，经过总结归纳，创造出了以道占为中心的各种古代术数，使我们的祖先在当时避过了一次有一次诸如大洪灾、大地震、大旱灾、大饥饿等等不可想象的自然大灾害。在西方人还不知道在那颗书上做“猴子”时，我们中华民族就到了高度文明的炎黄时代。既然道占对推动中华民族的文明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它的科学原理又是什么呢？
二、道占的科学原理
道占是道学的重要技术之一，就是用道学理论来了解或预测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道占的科学理论基础即阴阳、天干、地支、甲子、八卦、五行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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