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写文章，所以后来他的好朋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写文章作了阐述。
他们检讨了多种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教育、农业、住房和社保等，发现受益者都集中在中产阶级。比如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不管穷人富人，有工作了的就交，结果就是穷人吃亏。这是因为，穷人工作早，寿命短，而富人相反，结果资金就从穷人转移到富人手上。
此外，当时能上大学读书并享受政府资助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有资格购买政府的限价房的，是比较有钱和有办法的人，而政府为了建设这些质高价低的限价房，却往往要先铲除那些真正穷人所栖息的贫民区，这样受损的恰恰是那些根本买不起限价房的穷人；农民长期以高于市场水平的“政府保护价”向政府出售粮食，他们无疑是富裕的既得利益者，而真正支付高价的是广大的纳税人。
搜狐财经：我恰好想提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上人们也对政府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充满期待，您认为如果需要缩小收入差距的话，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薛兆丰：虽然中国的选举制度与美国有别，但戴瑞德定律有效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受益者，往往不是最穷的人；清华北大等一级高等学府，获得的政府资助巨大，而有资格享受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刚才说的，国庆节的高速公路免费，得益的是自驾小车的中产阶级，而乘坐大巴的旅客则不受优惠……这都是值得反思的现象。
所谓调节收入再分配，有“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说。我认为要调节再分配，必须从“一次分配”着手，那就是要深化改革、保护产权、自由定价、解除行政垄断、以及减少政府干预，从而让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所得的回报更合理。这种改革才是根本。
社会上许多人很关注“二次分配”。比如去关心一户是否有权买两套房，是否会违规弄几个户口本来绕过限购政策。这是舍本求末。人家口袋里已经有钱了，再去监管人家怎么花，买多少房子，买多大的房子，或者去监管照房子的人，禁止他们把房子盖大，禁止他们把房子卖给有钱的人，这都是螳臂当车，徒劳无功，自己折腾自己的事情。
寄望于“二次分配”的人，往往把官员视作天使，期盼和主张通过官员的意志和政府的命令，以税收、价格管制、实物分配、身份歧视等方式，来强行分配生产资源和商品。毋庸置疑，按这种思路来调节收入再分配，社会将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而得益者，只可能是负责调节收入分配的官员及其裙带。
正确的思路，不是去管有钱的人怎么花钱，而是去管哪些人不应该在体制上受到保护而变成特别有钱的人。不是在饿了三天的人面前放一盘饺子然后叫他忍住不要吃，不是把一辆法拉利跑车的钥匙交到赛车手手里然后叫他不要开，不是把动辄数十亿的土地使用审批权交给官员然后叫他不要贪污腐化，而是连这样的机会都不去制造。
官员并不比普通人更坏，只是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机会。要反腐败，首先是限制政府权力，减少寻租机会，然后才是借助新闻媒体，否则就只可能是抓小放大，舍本求末。
罢工是一种集体违约，越纵容罢工的地方经济越糟糕
搜狐财经：最近富士康在北京的工厂又发生多起罢工事件，而在010年您和陈志武教授曾经就“工会”和“罢工权”在网上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你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薛兆丰：是的，我和陈志武教授确实曾经就“西方工会”和“罢工权”展开了一场辩论。在陈教授看来，罢工权是一种工人阶级抗衡资产阶级力量的途径。以我的理解，他把人群简单分为雇主和雇员两个阶层，然后再假定雇主阶层容易剥削雇员阶层，于是需要罢工权来保护自己。
但在我看来，罢工是一种集体违约。雇主和雇员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一种自愿缔结的合作关系。签约和雇佣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减少合作过程的不确定性，而罢工则是制造了不确定性。一部分工人罢工，会给其他位于生产链条不同位置的、人力资本和工资需求也不同的其他工人，造成伤害，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只有深入到个人的层面，才能理解这些打着“大旗帜”进行的活动背后的真实的动机。
经济学家对工会有独特的视角。《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TheConciseEncyclopediaofEconomics）里的“工会”条目，就开门见山地说：“尽管工会在民歌和小说中被广泛传颂，被当作了受压迫工人的大无畏的支持者，但……这些组织只不过是一种卡特尔，它们通过限制公司和企业的劳动力供给，来获得高于竞争市场的工资。”
工会和罢工曾经盛极一时。结果如何？现在看全世界，越是纵容罢工的地方，就越是经济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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