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利息、诊金、药费、学费，对这些价格管制的分析都是如出一辙的。主张这些管制的人，会说开车出行是刚需、住房是刚需、买房是刚需、春节回家过年是刚需、看病是刚需、受教育是刚需……问题是如果用行政手段实施的价格管制来对付这些需求，结果就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的。
美国经济学家喜欢拿其汽油价格管制来作典型实例，而我觉得春运火车票则是中国的典型。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的火车票的基本运价18年没有调整，还是每人每公里5分8厘6，而且在春运高峰期没有用差价来调节。这简直就是用经济学来分析和理解计划经济和价格管制的活化石。
当然，中国人为价格管制多找了个理由。许多人说，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汽油、医院、学校、出租车、火车……都是政府垄断经营或施加准入限制的，所以经济学在这里不适用，因为供给不自由，所以价格无意义，所以政府就是应该通过行政手段来压低这些商品的价格。
这种观点很常见，我猜想肯定是国内什么经济学统考规定的标准答案，但它在逻辑上是荒谬的。我们可以用“归谬法”来思考。要是政府垄断的商品或服务就应该低价或免费提供，那政府垄断岂不是件大好事？
事实上，政府搞准入限制，搞国企垄断经营，是一件错的事情；而政府搞价格管制，搞销售限制，是另外一件错事。这是两件分别不同的错事。第一件错事，并不能靠第二件错事来弥补。错上加错并不等于对。我们不应该鼓励政府同时做两件错事，而是应该鼓励它能少做一件就少做一件。既要放开准入限制，又要解除价格管制，哪样能做就先做哪样，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搜狐财经：价格管制政策在中国可谓无处不在，包括城市居民用水、用电、出租车、柴油、房地产乃至方便面和牛奶价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管控，这些管控行为对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薛兆丰：谁都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但谁也没有逃避规律惩罚的自由。我们确实可以实施这样或那样的价格管制，而且坚持很长时间，但也不得不承担相应的代价。
价格管制的第一步后果，就是过量使用，即产生浪费；第二步是短缺，即供不应求；接着是供应者歧视和挑客；然后是需求者支付价格以外的成本——排队、拥挤、找黄牛、托熟人、给红包，不一而足；最后是产品的质和量的双下降，比如常常停电，出租车在高峰期停运，牛奶质量下降等等。
当然，许多人没能清楚地认识这一连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他们总以为是世风日下、商人贪得无厌、政府缺乏监管，才弄成这样的。于是，他们搞道德教育，谴责商人，进一步加强管制，结果是恶性循环，情况越来越糟，这种规律是屡试不爽的。
二次分配不可取，反腐之本在限权
搜狐财经：今年国庆节，政府开始推出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结果造成多个地方严重拥堵，有些路段甚至拥堵长达40公里，几乎变成“停车场”，可就是这样，政府还说在春节期间将继续维持免费政策。一个弊端明显的政策，为什么会得以维持？
薛兆丰：我不清楚具体的决策过程，但背后的民意基础，却是比较清楚的。人们把这一政策，看作是“为民办实事”或“向老百姓让利”的举措。这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看待官民的角度，即统治者的任务，就是在老百姓中“分配”好处，过年过节就多给一点。
但我不这么看，我的眼里，社会并不是由老百姓和政府这种简单的授受关系构成的。相反，它是一个由“交易”关系织成的复杂网络。具体而言，高速公路是由某些人建成的，财政负担是落在某些人身上的，这些人是包括纳税人在内的各种出资人，他们是人民；另一方面，免费享受道路的是另外一些人，也是人民。政府这种“为民办实事”或“向老百姓让利”的举措，实际上是通过扭曲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来给自己增加功绩。
这一政策产生了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造成了许多不该产生的不公平。比如，真正贫穷而乘坐大巴的旅客，不仅得不到票价的优惠，而且被迫堵在了路上，还失去了他们已经付了钱要购买的便捷服务；货车也得不到优惠，这导致购物和投寄快件的公民也受损了。为什么只让自驾的公民得益，而让其他公民受损？
我们刚才谈到，越是接近“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安排，在这里是越是接近“用者自付”的原则的安排，才是最有效率的安排。而这项所谓的让利措施，效果却是相反的。这不禁让人想起“戴瑞德定律”，即任何政府针对穷人的补贴措施，最终都会让中产阶级得益，而由极穷者和极富者付账。
搜狐财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经济学家是怎么看收入再分配的？
薛兆丰：这个规律是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创始人戴瑞德（AaronDirector）发现的。由于戴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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