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日本的第二天，陈致远便在东阳公司的全盘安排下，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密集的宣传行程之中。
《天若有情》虽在港台、东南亚地区创下现象级票房与口碑，可在成熟且排外的日本电影市场，处境并不算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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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西门町的清晨，薄雾尚未散尽，街角豆浆摊蒸腾的热气混着油条焦香，在微凉空气里浮浮沉沉。几个穿校服的女生蹲在巷口石阶上，膝头摊开昨夜抢购的《民生报》，指尖反复摩挲着头版照片里陈致远跃起时飞扬的额发——那帧影像被印得极清，汗珠悬在他下颌线将坠未坠，眼神却亮得灼人。
“他真的一整场都没喘粗气？”苏有朋小声问，手指无意识捻着校服袖口磨出的毛边。他刚从苗秀丽安排的临时休息室出来，眼下青影浓重，可声音里却压不住一种近乎虔诚的震动，“中场换装那三分钟，我听见后台走廊地板‘咚’地一声响……是吴奇隆跪那儿缓气，膝盖砸在水泥地上。”
陈致远没接话，只把半瓶矿泉水拧开又拧紧，塑料瓶身在他掌心发出细微的咯吱声。他盯着自己映在瓶身上的倒影：眼白泛红，耳后还粘着一缕没擦净的闪粉，在晨光里像一小片将熄的星屑。昨晚十二点零七分，他签完最后一张海报时，粉丝递来的荧光棒突然“啪”地爆裂，碎屑溅上他手背，凉得刺骨。那点凉意顺着血管爬上来，竟比两小时高密度唱跳更久地盘踞在太阳穴里。
“飞碟刚来电。”苗秀丽推门进来，黑眼圈比三人更深，手里捏着张传真纸，边缘已被汗水洇得发软，“滚石那边……凌晨三点发了内部通稿。”她顿了顿，喉头滚动了一下，“说‘小虎队现象值得行业深度复盘’。”
吴奇隆忽然笑出声，笑声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他弯腰从帆布包里掏出个褪色的蓝色铁皮盒，掀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多张皱巴巴的演唱会门票根，每张都用圆珠笔写着日期与场馆名。“去年七月在板桥文化中心，我们演完鞠躬，台下三百人喊安可，喊到保安举喇叭劝散场。”他抽出最底下一张泛黄的票根，背面用铅笔写着稚拙小字：“今天吴奇隆对我笑了三次”，字迹被反复摩挲得模糊，“那时候谁信？”
话音未落，休息室门又被推开。不是记者，不是公司职员，是个穿洗得发白蓝布衫的老妇人，挎着竹编菜篮，篮沿搭着块靛青土布。她看见三人，嘴唇哆嗦着，突然矮身朝陈致远方向深深一鞠，额头几乎触到地面。篮子里几颗青翠的莲雾滚出来，在水泥地上弹跳两下，停在陈致远球鞋旁。
“阿远仔……”她嗓音嘶哑如裂帛，“我家囡囡昨天在体育场晕过去三次，护士说她血糖低，可她攥着你签名的海报不肯松手……”老妇人从怀里掏出叠得方正的手帕，层层展开，露出张泛黄照片——十七八岁的少女穿着水手服，站在中华体育场旧址前，背景是尚未拆除的砖砌看台，“这是她十六岁偷跑去看你电台歌友会拍的……今年她二十八岁，在新竹医院加护病房躺着。”
空气凝滞了。苏有朋悄悄把手里半块温热的萝卜糕塞进裤兜，指腹蹭过包装纸粗糙的纹理。陈致远慢慢蹲下来，拾起那颗沾了灰的莲雾，用袖口仔细擦净，轻轻放回篮中。他抬头时眼眶发烫，却对老人笑了笑：“阿嬷，她明天能醒吗？”
“医生说……要看运气。”老人枯瘦的手在围裙上反复擦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土，“可她枕头底下，压着你们三个人的合照。”
窗外，西门町早市的喧闹声浪般涌来。卖蚵仔煎的铁板滋滋作响，摩托轰鸣碾过积水路面，广播里正播放着华视早间新闻重播——“……小虎队演唱会带动周边经济升温，中华体育场外十家便利店单日饮料销量破万瓶……”陈致远听见自己心跳声盖过了所有嘈杂，一下，又一下，撞在肋骨上像面被擂响的鼓。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是飞碟唱片总监林明哲的号码。陈致远没接，任它震到自动挂断。他起身走到窗边，玻璃映出四个人的身影：三个少年单薄的肩背，一个老人佝偻的脊线，还有窗外广告牌上刚刷好的巨幅海报——大虎队三人逆光而立，背景是燃烧的舞台火焰，标语鲜红如血：“偶像，是光，更是锚。”
“林总监电话。”苗秀丽轻声提醒。
陈致远终于按下接听键。听筒里传来压抑的咳嗽声，接着是林明哲疲惫却亢奋的语调：“致远啊，刚收到消息，日本波丽佳音社长今早乘专机抵台……点名要见你，说想谈‘亚洲巡回计划’。但有个条件——”他刻意停顿，电流声沙沙作响，“他们要求小虎队全员赴日，在东京武道馆做三场‘全开麦无伴舞’测试演出。”
吴奇隆猛地抬头：“武道馆？那里音响系统……”
“就是那个让邓丽君出道即封神的地方。”林明哲的声音带着金属质感的冷意，“他们说，若三场全满座且观众打分超九十分，波丽佳音立刻签约，首张日语专辑制作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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