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室的主治医生，护士，都统一了口径，他们从蒋的口气和花费以及一切事情的安排上，都以为蒋炳文就是玉芳的什么人，无论什么事都只和蒋打交道。蒋炳文更是以当家人自居，他告诉医务人员，检查完就可以动手术，不必征求病人意见。

这天，住宾馆的父母还未到医院，医生就来到玉芳病房，通知她准备做手术。玉芳说：“我爸妈还没来呀！”医生说：“做手术是医院统一安排的，蒋先生已经签了字。”玉芳看了站在一旁的蒋炳文，蒋忙陪笑道：“这是医院的规定，没办法，所有的手续鄂都办了，你就作了吧！早一天作了，你也早一天减少痛苦，自己也轻松啦！”涉世不深的玉芳，面对眼前一帮穿白大褂的医生，她没了主张，也不懂得做任何手术，都是要自己的直系亲属签字的规矩，没法，又一次糊里糊涂地就范了。当她的父母来到医院时，玉芳已从手术室推了出来。蒋炳文跟在推车后，看到玉芳的父母，得意地告诉他们，“玉芳的手术做得很成功。

蒋炳文全权处理了玉芳动手术事宜。为了继续控制他们三人，他安排玉芳的父母到宾馆休息几天。手术后的玉芳身体虚弱，加上一直未收到朝旭的回信，精神极度苦闷，又回到了发病初期的状态，除了勉强能进点食外，整天昏睡不醒。玉芳手术后的当天，她又昏昏沉睡了。下午，一名护士拿来一封电报和一张汇款单，正好碰上蒋炳文站在门口被截住，他拿回电报和汇款单，轻声对那位护士说了声“谢谢！”，将电报和汇款单装进了自己的提包里，回头看了看昏睡中的玉芳，放心地笑了。随即走出病房，在一个避静的地方看了起来。不看则已，看后不觉醋意大发。“啊！原来她在外有情人咯！这样的文字，这样大额的汇款，一般关系是不可能的。”他咬牙切齿地恨，同时，又为自己及时获取这两份重要东西，并有效地控制住眼前的她，感到得意和兴奋。他决心像打一场商战一样，一定要赢得这场胜利。回到病房，他仍像往常一样细心地照顾玉芳，不露一丝声色，尽管玉芳至今尚未和他正面说过一句话，可蒋炳文表现得无怨无悔。他服侍完玉芳，回到宾馆还是同样热情、自然地招待玉芳的父母。他备了几份一般人很少吃过的高档菜，逗得俩个老人笑眯眯的，吃着说着笑着，趁着高兴的当儿，他提出要用一下玉芳的身份证，说医院还要办几个手续，玉芳的父母当即满口答应了。父亲一回到房间，就从行李袋中翻出玉芳的身份证，毫不迟疑地交给了蒋炳文。

第二天，蒋炳文在去医院的路上，绕道往邮局，迅速办理完取款手续。当他拿到这笔钱后，心想，是不是不给他们呢？转念一想，不行！以后朝旭要查起来，那上面的签字是我的手迹，势必涉嫌犯罪。鄂姓蒋的也不缺这几个钱，这样不值得。钱还是给他们，但不必说明来由。于是，他又找到一家银行，以何玉芳的户头办理了存款手续。他做完这一切手脚，又赶到医院，仍旧像往常一样照顾玉芳。蒋炳文晚上回到宾馆，将玉芳的身份证退给了她父亲，同时，还将一个大额存则交到她父亲手里，但他并没有说清这笔款项的来由。开始，玉芳的父母无论如何不肯收，经蒋再三劝说才勉强收下。蒋认真地对玉芳父母说，此事暂时不要告诉玉芳，以免她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