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很深了，玉芳苏醒过来后，躺在病床上怔怔地看着天花板，眼睛里噙着泪水。她百感交集，朝旭－蒋炳文两个男人，如同深圳－随文两地，没有可比参数的反差，怎么会是这样？她开始追悔，追悔前两天的浑浑噩噩，怨恨自己意志薄弱、消极厌世带来的后果。是的，人在面临着生存或生命的严峻挑战时，如能以理智、清醒的态度处置，那么，就有可能战胜当时认为不能解决的悲剧。玉芳一想到白天的情景，他的所谓仗义之举，究竟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告人的阴谋呢？怎样才能摆脱他，走出当前的困境呢？她想起了曾经日夜思念过的朝旭。

父亲随蒋炳文到宾馆休息去了。蒋炳文给他的助手交待完工作后上楼，正碰上医生在抢救玉芳，因此，他一直守在病房，也委实尽到了他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常言说，母女的心是相通的，母亲虽然听医生说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昏厥，不碍事。但从女儿对蒋炳文的态度看，知道玉芳厌恶这个男人，尽管蒋一再要求守在病房，母亲仍旧不肯，她像护花使者一样守在女儿身边。母亲不知是习惯了，还是因过度担心孩子而不觉得累，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守着病床上的女儿。病房中只剩下她们母女俩了，玉芳知道母亲是深爱着她的，看到母亲着急担忧，尤其是不让蒋炳文留在病房，觉得母亲最理解她，也最值得信赖。隔了好久好久，她叹了口气对母亲说：“妈！您不要这样，生死有命，其实，我死了倒也干净。”母亲听了急止道：“傻孩子啊！可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噢！”玉芳惨然地笑了笑，沉默了一会儿，她对母亲说：“妈！您帮我做件事行吗？”母亲含泪点头，说“嗯！你说，别说帮你做事，这前儿，叫娘替你去死，娘也会的。”玉芳感激地微笑道：“妈真好！”她要母亲递给她一杯水喝了几口，慢慢躺下后，她把自己在深圳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向母亲述说。特别是说朝旭如何有情有义有责任感，本事如何了得，又对她如何好时，讲到得意处眉飞色舞，说到深情时如痴如醉。深受女儿声情并茂的陈述感染，母亲也听得很入了神。玉芳说完，又泣不成声了，母亲也跟着流起泪来。玉芳坚持坐了起来，要母亲从她手包里拿来几张纸和一支笔，开始给朝旭拟写电报，边写边哭泣，母亲帮她擦拭泪水，直到她把电报稿写完。玉芳用颤抖的手把电报交给母亲说：“你不要告诉爸，不要告诉任何人。”说完，又从母亲手中拿回电报草稿，说：“要不，明天您叫医护人员从邮局拿来几张电报稿纸吧！我写好以后请他们发出，给点小费就行了。”她想，朝旭如果知道她住院，一定会鼎力相肋的，只要朝旭帮她们，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请姓蒋的走人了，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支持说：“我正在想，我能不能办好这件事呢！这也好，明天我就去办。”

第二天，母亲按照女儿玉芳的嘱咐，去邮局给朝旭发电报，告诉朝旭玉芳患癌症住院的不幸消息，母亲自己也在电报后面写了几句话。可是没想到，单纯、毫无防范意思的母亲，正在潜心办理这件事时，早已被一个人盯上了，还因她的这一疏忽，导致了女儿终身遗憾。

玉芳的母亲拿着女儿给她拟好的电报稿下楼来，刚走出电梯门时，迎面碰到了蒋炳文。

“噢！阿姨——！您上哪儿”

“哦、哦！我上趟街、上趟街！”母亲的神色有点儿慌张，不知是从电梯走出来因时间仓促，来不及说话呢，还是碰到蒋炳文心里紧张，她那神态也太不自然了，难免引起旁人的猜疑。

这时，电梯门就要关了，蒋不便多说话，随几个客人进了电梯。蒋炳文站在电梯里，仰头看着电梯上方淡淡的灯光，脑子里琢磨玉芳的母亲刚才回话的神色，总觉得不大对劲，说话哆哆嗦嗦，手里还拿着一张写了字的纸，看到他象是要藏在身后一样，那是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历来就有疑神疑鬼习惯的蒋炳文，顿时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奚侥。于是，等到电梯下完最后一人，他却不下来，又摁了一下一楼的指示灯，乘电梯再下到一楼后，急忙往大厅外走。这时，他看到玉芳的母亲在前面向人打听什么，然后，急匆匆地向街那边走去。蒋炳文象间谍一样跟踪着玉芳的母亲，一会儿闪在门边，忽而侧身车后，隐身人流，远远地尾随在玉芳的母亲后面。他看见玉芳的母亲迳直向一家邮局走去。何母到达邮局门口时，还是朝后面望了一眼才进去。蒋炳文避开她的视线，待她进到邮局后，他疾步来到邮局的门口，从玻璃幕墙外往里面瞧。他发现，玉芳的母亲走近了电报服务窗口，并将刚才手上的那张纸递给了营业员。蒋炳文顿时明白了，原来她是来发电报，发给谁呢？为什么那么神神秘秘不愿给我说呢？这种事完全可以交给我来办呀！如果不牵涉到她（玉芳）的什么隐私，为什么要回避我？蒋炳文抽着烟边想，边低头慢慢离开了邮局，又自然联想到昨天晚上，玉芳的母亲不让他守在病房的事，他认为她母女是在防备他。蒋炳文往刚来时相反的方向走，停在离邮局几十米远的道边拦杆处抽烟，那对鱼泡眼仍旧始终盯着邮局门口。

过了不多久，玉芳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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