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没错，但干部又是决定的因素哇！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搞不好，关键是头头，特别是一把手，有人说一把手就是第一生产力……。”

江枫不以为然地说：“甚么人才浪费哟——！又不是战争年代，用错一个指挥员，牺牲一大片，大家都看得见。和平时期分什么好歹？错了就错了，就是看得见你也摸不着，是个菩萨你就磕头得啦！”

江枫对朝旭的看法虽不无同感，但心里总觉得淡淡的。心想：本人出身并不高贵，能干到正厅这一级，已经是很不错了。虽不能说光宗耀祖，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哇！如今退居二线，虽无权势，但待遇依旧，日子过得也还宽裕，还图个甚么呢？嗨！那些个污七八糟的事见得多了，谁管得了？于是，他口随心到，说了一句：“古人不是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吗？我现在就是这个想法。嘿嘿——！知足了，知足了！”边说，边心安理得的夹着菜，喝着酒。

朝旭看着他笑，摇了摇头，在给江枫敬菜的同时，说道：“嗯！老首长您这种想法，说穿了是不是有点无奈呀！”江枫那微带醉意的脸有些红了，看了看朝旭，微微一笑，没吱声，想听他继续说下去。朝旭也有些醉意，也就没有平时上下级之间的那些客套了，他接着说：“我在深圳也接触了一些退下来的官员，大多是您这种心境。不想面对而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并不麻木而又只好自我解嘲。”江枫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了。朝旭瞥了他一眼，说：“你我经历的这一幕幕，对于苟且之士可以顺其自然，而对您这样才华横溢的人，你能甘于淡泊？你的心神能‘宁静’得了吗？”

江枫那夹菜的手，微微有点抖了。他摸着酒瓶，自已倒了一杯酒喝了下去，把酒杯轻轻往桌了一放。看也不看朝旭一下，反问道：“不这样，又能怎么着？你能抓起石头打天啦？你在楚云再有才，不也被逼走？楚云人出去的都是好样的，留下的就搞窝里斗。我，没有那个嗜好。”

朝旭笑着又赶忙给他斟上一杯，说：“您说的没错，我和您一样，都是窝里斗的牺牲品。我最近发现‘窝里斗’，连电脑软件里面还有这个专用名词。可见是中国特色，我们楚云也有品牌呀！”朝旭想缓和一下气氛，不想再扯这个话题，可江枫并没有转过弯来。

他说：“我这还算好的呢，戈尔巴乔夫下台，连守门卫都没有资格，比我们的下岗工人还惨哩！”

朝旭连忙接过他的话，说：“这是苏联共产党的悲哀，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啊？”

江枫放下酒杯，抽了一口烟，仰头靠在椅子上，将烟雾向空中一条线吐出，漫不经心地说：“其实，中国比苏联好统治，苏联经过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社会责任、民主意识比中国人要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服从性或者说奴性始终是人们意识的主流，各民主党派也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历届中央领导对待老百姓的态度还是谨慎的，因此，我认为象苏联那样历史性的变革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当然，执政党应该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否则，任何事情都是很难预料的。现在，连一个村支书临下台前，都早已安排好了自己的后路，此风不可长啦！”

朝旭说：“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个过程中各种可能都存在。我也不认为一个国家，一定要到了那种被动的时期，才调整自己的路线，当主动权控制在手中时，稍微清醒一点，就不至于走回头路。”

江枫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一方面从上到下都跟着喊体制存在弊端；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甚至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利用这种体制搞腐败，不少人就是踩着这些垃圾大踏步地上去，又一个跟头栽下。”

朝旭朝旭冷笑道：“当前，组织上对我们一些干部的真实情况，又了解多少？有的干部特别爱表演，只要有机会，就用那些闪光的词藻来装饰自己，信誓旦旦。台上信口开河，台下无所不用其极。我在一个刊物上看到，有这么一个领导干部，曾多次在大会上向群众表白，‘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是毛泽东的信徒’等等，然而，实践中，他则是三基本，即：基本讲假话，基本不管事，基本谋私。给国家造成几千万的损失，他还理直气壮，耀武扬威。群众反映强烈，可领导还蛮相信他，何其怪也！”

江枫插话说：“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群众反映强烈，有什么办法？当秘书出身，特殊！有领导呵护着。”

朝旭说：“平时不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出了问题整个单位象进入战备状态一样，紧张得不得了，我看这个干部迟早要翻车。”

江枫默默地点了下头，对朝旭说——“嗯！有人说，坏人是好人培养、宠惯的，其实，秘书干坏事，我看有的是跟老板学的。你还只是说了某些干部个人的表象，有些问题比你说的更严重，当前，最糟糕的是国有企业，简直成了国家的‘牛皮癣’，有的被搞得一塌糊涂，工人苦不堪言，而头头们一蹦，跳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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