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的确一点不错。
就当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暴发的瞬间，这个原博白县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的李第槟，是首当其冲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当成县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一批被抽了出来。
随后，革命造反派就疯狂地对这些所谓“党内的走资派”，进行肆无忌惮的“戴高帽子”游街，连续无休止的实行日夜轮番地批斗。
渐渐地，由开始的“文斗”，慢慢地演变为拳打脚踢，甚至棍棒齐上的“武斗”的悲惨场景出现……
记得，在“文革”运动最为惨烈的1967年，我从一些大字报的报道中，知道了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下“奇闻”：
“……原博白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的李第槟，就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突然之间，乘人不备，便畏罪上吊自杀。他的这种举动，是一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可恥行为……”
但是，其实当时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大字报的“传闻”，在当年又有多少人会真正相信它是真的呢……
你可要知道，李第槟这个身材七尺之躯的男子汉和大丈夫，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的解放前，他都敢于毅然投身参加了革命。又有谁会真正相信，他真的是会走上这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极不光彩的自杀道路上呢……
显然，明眼人一看，都会恍然大悟。这明明是一种以假乱真，转移人们视线的“鬼把戏”而已。试想，而作为堂堂正正的县公安局长的李第槟，谁都知道，他掌握了许多党和公安机关内部高层的绝密文件。
这样一来，而在那混乱的“文革”年代，不少居心叵测的人，就会把他视为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而千方百计地趁机从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害死。然后，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现场，以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到了1969年，经有关专案组调查落实后，才最后弄清事情的真相，为他平反昭雪。从而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对待他的家属和子女，以革命后代照顾的待遇，去妥善处理和对待。
到了七十年代，组织上便根据周健贞的要求，调她到凤山高中任校医。
其中，她的三个子女，都先后入学读书。并且，他们也很争气地成为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这样一来，他们也可以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有诗叹曰：
受尽劳累周健贞，坚强不屈好精神；
丈夫含冤得招雪，子女争气长成人。
此时，我看了看手腕上正带着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已经是到了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如果要是按照平时正常上课的话，就应该是快要到了准备放米煲饭的时候了。
于是，我就回到房间的米缸内，利用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启用，到现在已将近三十年之久的半斤量米的竹筒，从米缸内量了两筒米后，再多量它大半筒。这样合计起来，已经是一斤三两了。
要是按照妈、小六妹和我的饭量衡量的话，也是差不多的了。在通常的情况下用餐，常常还是会剩出一碗饭，用它留作饲养那三个生蛋的老母鸡的。这在那个每个月对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8斤来说，是可以马马虎虎地应付一下的。
要知道，此时，小六妹和小六狗还是农业人口。他们户口都还在农村，是由生产队分配口粮的。因此，在我来凤山学校前，曾经运了两百斤他们的口粮谷到东平卖给粮管所。才搞了一些米票和粮卡带来给爸妈他们呢。
另外，加上这三十年来，体育老师是算作重体力劳动的工作，每月供应粮食45斤指标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因此，家里的粮食一般还能算可以马马虎虎应付过去。这就是当年的社会现实。
但是，人们一旦提起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现代这些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们，他们往往都是很难相信和接受的。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也实在是难以让他们真正相信。
其实，说起来一点也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或很少听人说过。就正像我们没有见过民国时期的社会究竟怎么样，是一个样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所谓“见多不怪”的道理。
我正想走近大水缸处放水淘米，刚打开水淘盖一看，已见水缸底没水用了。我就二话不说，马上用水杓将水缸彻底洗个一干二净。然后，担起水桶直往学校膳团而去。
不一会儿，很快就来到了膳团的水井旁边。三下两下就用吊水的竹杆，迅速地吊上了两桶井水。
此时，学生膳团的几个工友，他们正在忙得不可开交地起饭分菜。我挑起水桶飞快地离开了食堂，直往家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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