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当时在凤山，她一个人完全可以找到一些日工、零工干干的。并且，也完全有能力可以自食其力地解决自己的生活。
到了1968年以后，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年代中，除了在外工作的伊妹以外，其他几个弟妹，也全都是他“安排”，先后回家乡去的。
到了后来，才陆续地进行补办回乡知青等的有关手续的。其中，我和尹妹并未能领得到当时的插队知青，应得到的政府发给的安置费。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也并不能全都怪责于他。
要知道，当年全县都还没有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而全县的上山下乡浪潮是在1969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后才开始的。
但是，那时候我们提前回家，是与父亲知道迟早都要回去，与他认为“迟回不如早归”的思想不无关系。
以上，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也可以说是放“马后炮”而已，谁也不能改变当年的现实，只是顺便在这里提及一下罢了……
正是：
迟回不如早日归，按父意见尽早回；
只怪当年大气候，不该埋怨父不对。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
（15）自幼严管成习惯
有诗叹曰：
望子成龙女成凤，严父慈母配成双；
自幼严管成习惯，成才都因好家风。
六岁孩童学识字
1947年，我才刚刚只有六岁，还没有到该要上学的年龄。但是，母亲在农闲季节或空闲的时候，便带我到楼上的房子里，开始给我教学一些简单的字、词、句了……
难怪，她不愧曾是广州市一间女子师范生，的确具备有一套在教学上的专业知识，再加上她对我教授得十分耐心和得体。于是，我便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极为浓厚的学习兴趣，并且十分专心至志地去进行学习。
因此，母亲实际上，就已经是成为了我在学习和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以后我的成才道路上，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绩，其实跟母亲她在幼年时，对我的谆谆和耐心教导，是截然分不开的……
但是，父亲有时在放寒暑假从学校回来时，他对我的管教方法，却跟母亲截然不同。
我记得，他总是怕我会跟其它小孩玩多了，心野后难以学好。于是，就常常把我锁在楼上，强行叫我“闭门苦读”。
要知道，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童，这种管教方法，久而久之，难免也会产生惰性，这本来是不足为怪的。其实，让小孩子玩多些，还会在无形中，学到了不少其它书上学不到的东西的。
我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在乡村中的孩童生活，的确对我以后的成长的影响，真是不言而喻的。
从而可见，父亲与母亲所采取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却竟然如此大不一样，母亲的教育手段要比父亲高出一筹。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他总肯用红珠笔在习字簿上写好一些字，硬要我用黑毛笔进行填写，以企图采取“依葫芦画瓢”的方法。而并不像母亲那样，教写字时，既注意笔顺，又要注意写字姿势，和一些写字时要掌握的关键问题……
我记得，父亲他教我写字的拿手好戏，便是规定每天要填写多少页生字，不完成就不能下楼来。要是偷懒或不用心写字，便给予严厉的责骂不说，有时，甚至还不给饭吃的饿肚子的惩罚办法。
虽然，也许会得到暂时性的成效。但是，终归都不是个好办法。
可是，要是能认真地写好了，或超额完成所布置的任务时，父亲他便会脸显笑容，有时还给你鼓励几句，甚至给些好吃东西吃。这也许算是当年父亲，对我管教中所采用的“物质刺激”的手段吧。
后来，他对我的要求就更高了，对一些写错了的字，要我成版成版地重复地抄写，并且要求写对写好。
有时候，对于写得好的字，他便在该字旁给个园圈圈，以表示奖励；写得差的字，则在字旁给个四方框，表示得要重新再写上一遍。
他还常常会用‘耕田种地无涯份，爱闻子女读书声。’这样一首对联，让我在习字薄中反复多次地默写。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就算成是父亲在当年，他作为对我的鼓励和鞭策的一句“座右铭”吧……
正是：
六岁孩童学识字，母讲方法不同父；
师范专业有一套，父严骂罚尝尽苦。
严父管成好习惯
但是，我渐渐地觉得，父亲教我写字的这种学习方法实在太乏味了。于是，我干脆在房前屋后，捡拾一些碎瓦片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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