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大的差异，关键是那宝砚不姓周，它实际姓郑啊。这宝砚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经受了一次比从前更惨烈的劫难。”
从清宫内找回宝砚，郑家祖先逃到了偏僻的高峡县，在浊流村落户。祖先告诫子孙，今后读书学成，行医经商均可，唯独不得为官。后人遵循祖训，小日子渐渐富裕起来。可没想到，这工夫，日本人攻占了高峡城。
日本人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迅速在高峡建立汉奸政府，委任伪县长以下一系列官吏。郑家此时有个在学校教书的，尽管祖宗留下遗训不许后人为官，怎奈此公是个官迷，入行后一步步往上爬，终于当上了校长。当上校长后，他觉得这也不算什么正规的官，连品级也没有，至少当个县长什么的，那才不枉人生一世。恰在此时，日本人来了，他与派驻学校的日本副校长交往密切。在某次交谈中，他得知管辖这一带的最高长官酷爱中国古董，此公一听，心花怒放，那宝砚再好，也不能卖钱；假如将它献给日本人，换个官做，岂不实惠？
主意打定，这位校长回家祭祖。闲谈间他就挖空心思地打听宝砚的事。家长是他大哥，本来对弟弟为日本人做事很反感，听到他关注起了传家宝砚，立刻警惕起来，对此事绝口不谈。那汉奸碰了软钉子，岂肯放弃，回去跟日本主子一番密谋，决定对家族进行栽赃陷害。他们安排了一个假抗日分子，到郑家避难，紧接着被捕，“供”出了郑家家长反对日本人的言行。这样，日本军警把郑家翻了个底朝天。翻完了，校长才假装刚刚得到消息，急忙赶过来解围。令他们失望的是，搜是搜了，却没找见那块让最高长官魂牵梦萦的双龙砚！
汉奸校长不甘心就此罢休，回去细想，宝砚他当年也只是见过一面，如此珍贵的物品，不会走出郑家，肯定被大哥密藏到无法找到的地方。可大哥那脾气，就是杀了他，也不会把传家宝砚献给外国人。官迷心窍的汉奸很快又想出了一条毒计……
这天傍晚，校长派人给大哥送去一封密信，说是那位“抗日志士”经不住刑罚，又把郑家咬进去了，建议大哥一家避避风头。大哥当即回复，感谢弟弟不忘骨肉之情，冒险替家人着想的大义，乞求兄弟尽量在日本人面前代为斡旋，这样可以争取一点准备时间，他两日内一定想法离开。
汉奸校长接到回复，得意地哈哈大笑。大哥被逼出逃，他就是抛舍所有财产，唯独那宝砚少不了随身携带。日本人只要锁定大哥的行踪，于关卡处一搜，宝砚唾手可得。
可汉奸没想到，大哥本来对他有所戒备。收到信后，当天夜里，他把全家20多名成年男丁召集到一起，说了自己的疑虑：“老话说，不怕贼偷，只怕贼惦记。日本人要两次光临郑家，怕是你们五叔在背后使了劲。他现在权欲熏心，我们防不胜防啊。”当家的嘱咐，全家分头出逃，但传家宝砚不能带，至于它的所在，为安全起见，他只让几个稳重的子弟知道。
第二天，郑家人秘密分头出逃。不出当家的所料，日本人果然四处设伏，搜查得分外仔细，此时如果把砚台带在身上，恰巧中了对方奸计！日本人在郑家人身上没得到要找的东西，不由恼羞成怒，以通匪罪名，把当家的和几名主要男子投入监狱，然后，伺机派那走狗劝说他们，还是破财免灾，把砚台献出来吧。这边日本军警准备倾巢出动，要把郑家一草一木全给折腾了，然后掘地三尺，不信找不到那么大一块砚台！
就在日本人出兵的前夜，天气陡变，随即霹雳电闪，浊流村一带遇到了百年未见的暴雨。大雨过后，日本军警赶到浊流村，个个目瞪口呆：郑府已被洪水夷为平地，连残砖碎瓦也给冲进了河道里……
郑家和双龙砚同归于尽，日本人只好不了了之。
再说那个汉奸校长，他有一个儿子郑效瑜，16岁了，因不耻父亲的为人，父子俩貌合神离。大伯开会时，他也在场。万万没想到的是，大伯会后把他单独叫到一处，对他说：“孩子，大伯知道你有正义感，耻于跟日本人同流合污。咱家的传家宝可能要靠你了。那宝贝我藏在……”
郑效瑜感动得热泪盈眶：爹爹那么无耻，大伯却没把侄儿当外人防着。待看到大水冲走了祖宅，郑效瑜特别伤感绝望，他站在县城桥上，望着滔滔大水，仰天长叹：“老天爷，我郑家的宝贝难道就这么完了？”郑效瑜无意中一低头，突然发现桥洞的某一桥孔内，塞着许多乱柴草，而柴草当中，塞着一把破旧的太师椅。郑效瑜对着洪水大放悲声，老天可怜郑家，这乃是郑家之物！原来洪水涨高到桥孔时，椅子随水而下，被桥孔塞住。大伯告诉他，传家宝就藏在这废弃不用的太师椅底座下。无情的洪水做了一件好事，硬是从侵略者眼皮底下，把传家宝砚给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郑效瑜掏出一块光洋，找到一个胆子大的乞丐，让他沿着绳索，下去将椅子搬了上来。他悄悄将椅子拆开，那里面藏着的可不正是宝砚！郑效瑜买到一只当时常见的那种腌咸菜瓷坛，把砚台装好，上面用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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