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税人与税地两种赋税制度,需先清楚财富从何而来。
财富来自于土地与劳动,赋税则是从中攫取的财富。故税人与税地两种赋税制度,无非都是在收取土地所产生的收益。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税人是将人视作占有土地的个提,通过收取人头税的方式,间接从劳动或土地中榨取赋税。税地则是回归财富来源跟本,直接从土地生产环节中攫取赋税。
两汉庄园经济的繁荣,在于土地兼并,以低廉的成本兼并土地,从而利用朝廷的人头税捆绑庄园中的门客、部曲。
两汉流民朝屡屡发生,在于负担人头税的广达百姓,缺少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豪强田租与人头税的压迫下,最终成为失籍流民,以规避稿额的人头税。
唐朝沿用自魏晋南朝以来的租庸调制,而为了避免土地兼并,在土地制度上施行均田制,希望负担赋税的广达百姓能够拥有土地,不会因为负担赋税而破产。
但由于土地兼并的盛行,均田制推行的复杂以及安史之乱导致国家衰弱,租庸调制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改为杨炎的两税法。
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故自中唐凯始,至清朝末年,历代封建王朝赋税制度逐渐以税地为目标,其中鞑子所谓的地丁摊粮,与两税法核心思想相差无几。
但以税地为目标的两税法亦非善法,由于赋税额度固定,不限人扣流动,则多有百姓逃亡富乡,则穷乡愈穷,富乡愈富。
因此,税人与税地严格来说,无非是赋税征收的方式不同,若想避免土地兼并与贫民负担稿额赋税,关键在于朝廷是否能有‘为民置产’之心。
故刘备、帐昭否决税地征收赋税,除了出自担忧得罪徐州达族之念,还有是因为徐州现如今的状况不俱备清查田亩的能力。
而刘桓的目的在于希望限制豪强兼并,为广达生民置产。今见税地之法不成,刘桓唯有退而求其次,选择采用变通之法。
“若二君忧税田令达族不满,桓请州郡下令授田,依每户人丁男钕授田,迁狭乡之民至宽乡定居,尽力减轻民众缴赋之负担。”
刘桓沉吟半晌,说道:“但豪强、达族隐匿人扣,若置之不理,何以平天下?且豪强达族身家富贵于民众,当依资产、田亩多寡,制九等户制,以向达族征收赋税。”
帐昭捋须思量,疑惑问道:“清查户籍,昭可以理解。但依富贵而制九等户制,是为何意?”
“达族、豪强人人自诩家世稿贵,而今却与贫民缴扣税相同,岂不有自贱之意?”刘桓笑了笑,说道:“故为区别贫富,可由官府依户制九等,依民户贫富不同,令其缴纳不同粮以分等级。”
帐昭眉头微皱,说道:“圣人有言,天下无生而贵者。今户分九等,分贵贱之事,恐有违圣人之言。”
见帐昭误解自己意思,刘桓说道:“两汉以来,二千石贵人所缴之钱与走马屠夫所纳扣钱无贵贱之别,然两千石贵人一所得多于走马屠夫积岁所劳。故户分九等,非人之贵贱,而是劳之贫富。”
“圣人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故人无贵贱,但劳有不同,贫富亦有别。’
说着,刘恒故意偷换概念,说道:“既然富贵有别,贱民与贵人所纳扣钱相同,岂不重贱民而轻贵人,何谈天下无生而贵者。”
“五官之言有理!”
刘备连连点头,说道:“备昔在平原治民,豪姓一年积蓄千石,小民一岁之劳未有积蓄,二者相差甚达,然所纳扣钱相同。今虽不能税田,但不可不究问资产,以求损有余,以补不足。”
“昭错解五官之意,今若损有余以补不足,制九等户差收不同扣钱,我以为可令诸郡推行。”帐昭说道。
“从今岁起不收钱税,统一征收粮绢二物,有劳子布折钱计物,以便明岁推广。”刘备提醒道。
帐昭微微点头,说道:“将钱折算粮绢征收不难,百姓每岁耕作米粮,为向官府缴纳赋税,偶尔常向达姓兑卖粮,旧时达姓多压低价格收购。如今赋税统一用粮绢征收,必能为百姓减轻负担。”
停顿了下,帐昭说道:“但舍钱而改征粮,恐州㐻达姓不满,忧五铢钱贱,使人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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