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门口,马卫都正用锤子叮叮咣咣地装着“观止编辑部”白底黑字的木牌。
声音吸引了富强胡同的邻里街坊。
他们围成了一圈,踮着脚,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老胡家这祖宅真卖了?他那可是个正经三进院,卖了多可惜……………”
“这编辑部是干嘛的?观止这名字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是出书的么?”
“对!发报纸的!我三姨父他二舅姥爷有个干儿子的亲外甥,就在《燕京晚报》工作,姓徐,就是个发报纸的。
“但这个,”一个中年人指着光秃秃的门楣和木牌,“怎么没瞧见主办单位,也没个铜铭牌?不合规矩嘛。”
正嘀咕着,一位热心大妈挤上前,冲着马卫都问道:
“这位.....小眼睛同志,你们这是哪家单位的呀?”
马卫都听这话,嘴角几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手上锤子却没停,闷声应道:
“我们这是挂靠侨办的,私办杂志。”
“私办啊?”大妈的声音陡然拔高了一个调,惊讶道,“那你们这.....不就是个体户嘛?”
“您可以这么认为。”马卫都这回连眼皮都没抬。
大妈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转身对人群小声说:
“搞杂志的个体户?新鲜,可这能长久么?”
老大爷跟着叹气:“没那么容易哦。”
中年人:“到时候买两本就当支持街坊了。”
正在这当口,伍六一到了门口。
马卫都眼角余光瞥见他,这才露出笑容,招呼了声:
“伍主编来了。”
伍六一听这称呼,先是一愣,随即也觉得新鲜,嘴角弯了弯,回了一句:
“马主任辛苦。”
进了院子,伍六一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伍六一发现屋子里烧得热乎乎的,暖水壶也打满了。
伍六一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新稿纸铺开。
准备写答应刘志龙的那个小短篇了。
他思考了约莫半个小时,笔尖在稿纸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便有了灵感。
他想到了前世看到过的一篇国外的文章,叫做《无国籍者的求职单》。
讲的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来到挪威,找工作时每次都要带十多份证明...
出生公证、过往居住地证明、无犯罪记录……………厚厚一叠,却仍被视作“来历不明”。
她想去便利店做兼职理货,经理抱歉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可核查的身份凭证来签订合同,您没有。”
这还只是开始。租房子时,房东婉拒。
去图书馆,办不了借书证。
甚至想开设一个最普通的银行账户存放微薄的积蓄,也因“无法完成身份核验”而被拒绝。
社会运行的每一个齿轮,似乎都卡在了她缺失的那张“通行证”上。
后来,她拿到挪威国籍办了身份证。
当天下午,她用这张卡顺利通过了一家咖啡馆的入职审核。
握着那张轻薄坚硬的卡片,她感慨:“现在,我总算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了。”
伍六一准备根据此,改编成符合当下现实的短篇。
时代的肌理不同,但那种被“证明”拒之门外的窒息感,是共通的。
他打算围绕一位冀省来的农村妇女展开,时间放在1989年,也就是五年后。
他给她起名叫王桂香。
王桂香来到燕京投靠同乡打工。
在来之前,同乡写信千叮万嘱:
“现在城里不同往日,干啥都要身份证,嫂子你一定先去公社办好再来。
她不以为意。
心里嘀咕:身份证?不就是张相片纸么?我一个大活人站在这儿,不比纸片真?
去村里开介绍信时,村支书也一边盖红章一边劝:“桂香,听叔的,顺手把身份证也办了吧,往后方便。”
她笑着摆摆手:“用不着,有咱公社这大印,走遍天下都有理。”
可到了燕京,她的“理”似乎一夜之间作废了。
同乡介绍她去一家纺织厂的招工处,负责登记的女同志看了眼介绍信,直接推回来。
她想先安顿下来,找到一处看上去价格公道的旅社,前台头也不抬:“介绍信不行,住宿登记要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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