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刻间,关于伍六一的议论甚嚣尘上。
支持者欣赏他的锐气与真知,认为他道破了文学亟待新变的真相。
反对者则认为他数典忘祖,是狂妄之徒,指责他为了标新立异,否定一段沉痛而正当的文学历史。
更多的,是持观望和忧虑态度的人,他们担心这种极端的表述,会撕裂文坛来之不易的团结氛围。
这场争论迅速发酵,从私下的窃窃私语蔓延到公开的笔战。
数日之内,不同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上,开始出现立场迥异的文章:
《文学报》一篇署名“卫真”的评论,标题便火药味十足:
《“已死”论可以休矣??论伤痕文学的现实生命力与历史正当性》。
文章梳理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与思想脉络,痛斥“已死论”是“割裂历史、漠视民疾的轻浮之言”。
《青年文学》的王维林则刊登了一篇名为《“死”与“生”:文学新陈代谢的坦途》的短文。
王维林虽未明确支持伍六一,但提出:
“一种文学现象完成其历史阶段性的集中爆发后,其精神内核会转化、溶解进更广阔多元的创作中,这并非死亡,而是扩散与升华。对旧范式提出质疑,正是新生的开始。”
此文被许多人视为对伍六一的委婉声援。
在大学里,这事便更为有趣了。
屁股决定脑袋,水木大学的学生更偏向于支持郭玉翔副教授的论断。
而燕大的学子们则是伍六一的忠实支持者。
两边的辩论尤为激烈。
两个学校甚至以“伤痕文学:不朽丰碑还是过时标本?”为题举办专题辩论会。
双方引经据典,争得面红耳赤。
不过,听说最终还是燕大大获全胜。
处在风暴中心的伍六一,好久没见过这阵仗了。
他活动了手腕,正准备写点东西回应下“老贼”,可早就有人先他一步。
甚至这位...的文章刊登后,伍六一也没有写的必要了。
因为巴老出手了.....
四月中旬,一篇署名为巴金的文章《说真话与向前看》,以头版社论般的规格,赫然刊登于《文艺报》之上。
他写道:
“文学的生命在于讲真话。过去我们讲真话,是为了揭露伤痕,疗治心痼,这是痛彻的、必要的真话。
但真话不能永远停留在控诉与展示的阶段。
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不能只靠反复舔舐伤口来证明自己活着。
伤痕,应当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理解人性的镜鉴,而非囚禁我们想象与创造力的牢笼。
现在,我们需要另一种真话??‘向前看’的真话。
这并非逃避过去,而是在承认过去的基础上,思索人该如何更有尊严地生活。
思索生命在经历摧折后如何重建其意义。
思索我们的文学,除了作为历史的证词,能否也为人的灵魂提供栖息与升华的殿堂。
这是更深沉、也更艰难的真话。”
“有些同志担心,强调‘向前看’会削弱文学的历史责任感。
恰恰相反,真正削弱责任感的,是不断重复已成套路的言说,是让文学停留在单一的声调与表情上。
文学的天地本该无比广阔。
我们应当有勇气,允许并鼓励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探索,只要这声音是真诚的,这探索是严肃的。
一个只能容纳一种‘正确’题材或风格的时代,对文学而言,才是真正的悲哀。”
文章最后,巴老以一段充满期许而又意味深长的话作结:
“说实在的,这次评选,我的收获比所有人都大,一位年轻作家的话,给了我有力的提醒和启发。
因此,我尤其期待,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像这位年轻作家一样…………………
带着这份不趋同,不敷衍的真诚,更沉潜下去,用更长久的创作实践,去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
这,才是对一切争议最好的回应,也是对文学未来最负责任的建设。”
文章见报后,引起的震动远超《二十篇外》。
这不仅仅是一篇评论,而是文学泰斗对中国文学未来的方向的指引。
所有明眼人都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意味。
巴老没有批评任何人,却让一种旧的批评方式失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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