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白房子的时候，高华沉默不语满脸深思。
历史上。
小日子做的事情东窗事发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卖机床的公司倒霉，就连小日子的官府也花了大价钱在报纸上刊登‘悔罪广告’来向鹰酱道歉。
...
高华坐在联合集团办公楼十二层的会议室里，空调冷气开得十足，玻璃幕墙外阳光刺眼，楼下的梧桐树影被热浪蒸得微微晃动。他面前摊着一叠厚厚的花名册，纸张边缘已经泛黄卷边，像是刚从某个尘封档案室里抽出来的旧卷宗。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印着姓名、籍贯、服役年限、兵种、技术等级、家庭成分、婚姻状况……甚至还有体检表复印件和政审意见栏里“政治可靠、作风正派、无不良记录”的铅笔批注——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两万人，不是两万个名字，是两万个活生生的人，两万个牵扯着四万张嘴、六万条腿、八万只手的完整生活单位。他们当中有在戈壁滩上扛过钢筋的铁道兵，有在云贵高原钻过山洞的工程兵，有在海南岛修过码头的舟桥兵，也有在东北林区伐过木、在西北盐湖熬过硝的基建老骨干。他们没打过仗，但手上老茧比枪茧还厚；没立过一等功，可图纸上的标高误差从未超过零点五毫米；没穿过将军服，却把整个共和国的筋骨一寸寸夯进地底。
高华用指尖划过第一页最上方的名字：李德柱，男，42岁，山东沂南，四级军士长，钢筋工特级技师，带徒37人，家属随军未落户，长子16岁，次女13岁，老家三间土坯房，屋顶漏雨三年未修。
他轻轻合上册子，抬眼望向对面坐着的联建公司筹备组组长——原基建工程兵某师政委、现年58岁的赵振国。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绿军装，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口还沾着一点灰白色的水泥渍，像一枚不肯褪色的勋章。
“赵政委，”高华声音不高，却把会议室里嗡嗡的空调声都压了下去，“这本册子，您翻过几遍？”
赵振国没答话，只是缓缓从怀里掏出一只铝制饭盒，打开盖子，里面是半盒凉透的米饭，上面盖着两片腌萝卜和一小撮炒豆角。他夹起一筷子，慢慢嚼着，喉结上下滚动，目光落在窗外远处正在吊装的联合集团新厂房钢架上。
“七遍。”他咽下最后一口饭，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抹嘴角，“头三遍看人，中间两遍看家，后两遍看命。”
高华一怔。
赵振国把饭盒盖好，轻轻推到桌角：“你看第一行这个李德柱，他是咱师里最能扛的钢筋工，可他老婆去年查出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自费部分每月八百二，他寄回家的钱，三个月里有两个月没到账——邮局说汇款单丢了，后来发现是被人截了，就在咱们师部驻地那个镇上，开小卖部的退伍兵干的。李德柱知道后，没闹，没告，自己掏钱补上，回来照常上工，连班长都没告诉。”
高华手指微顿。
“再看第三页第七列，王桂兰，女，39岁，湖南常德，原师医院护士，护龄十七年，护理过两千三百名伤员，去年主动申请转业，理由写的是‘照顾瘫痪婆婆和读高中的儿子’。可她婆婆早在前年就走了，儿子去年考上了哈军工。她真要走，早该三年前就走。她不走，是因为师里缺妇科医生，而她是全师唯一能做宫腔镜清创的护士——那台机器，还是她亲手从报废车库里拖出来修好的。”
高华沉默良久，忽然问：“那她现在在哪？”
“在香江。”赵振国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浓茶，茶叶沉在缸底，像一簇褐色的枯草，“我批的假，三个月探亲假，实则让她去香江找老同学——那位同学现在是玛嘉烈医院妇产科主任。我托她带了三台便携式胎心监护仪、五套一次性宫腔镜套件，还有一箱青霉素钠粉针。她说，东西到了，人就回来。”
高华低头，重新翻开花名册，指尖停在“王桂兰”那一行。墨水写的“待分配”三个字旁边，不知谁用红铅笔画了个小小的圆圈，圈里写了两个字：留用。
他忽然想起娄晓娥前日闲聊时提过一句：“你们基建兵啊，不是砖，是混凝土。表面看着粗笨，可往哪浇，哪就结实；拆了重拌，照样顶梁。”
当时他只当是玩笑。
此刻才觉这话重若千钧。
会议继续。筹备组副组长、原某团团长陈大勇汇报安置难点：“户口问题倒好办，市里开了绿灯，统一挂靠联合集团集体户，先落再分。难的是住房——两万人，按每人八平米算，至少十六万平方米。集团现有家属楼加起来不到七万，缺口九万。另外还有子女入学、家属就业、医疗转接、社保续缴……光是教育这一块，就近入学就得协调七所中小学，其中四所已超编百分之二十三。”
高华听着，没插话，只把笔记本翻到新一页，画了个简易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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