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段。当时说‘少年感要像未拆封的橘子糖’——后来我们真用了橘子糖的脆响当采样。”他忽然抬头，眼睛亮得惊人，“阿远，吴奇隆给草蜢写的《限时专送ABC》，副歌旋律线……和《红蜻蜓》第二段副歌，音程走向完全一致！只是降了半个调，把升F换成了E！”
陈致远没说话，径直走向房间角落的立式钢琴。琴盖掀开，象牙键蒙着薄灰。他随意按下中央C，一声闷响在空旷房间里撞出回音。接着左手弹出《红蜻蜓》副歌前奏的三个和弦，右手却在高音区跳出一段跳跃的十六分音符——正是《限时专送ABC》的标志性riff。两个旋律在空气中激烈碰撞，又诡异地融合，仿佛同根生的藤蔓在暗处绞紧。
“他偷的不是旋律。”陈致远的手指停在最后一个颤音上，声音轻得像叹息，“是呼吸节奏。我们练跳《红蜻蜓》时，每小节第二拍吸气，第四拍呼气——草蜢跳《ABC》时，呼吸点完全一样。”他合上琴盖，木板撞击的声响惊飞了窗外一只白鹭，“吴奇隆比谁都清楚，小虎队的魂不在嗓子，而在骨头缝里蹦出来的律动。”
次日清晨六点，陈致远独自出现在旺角地铁站。他混在早高峰人流中，看穿校服的学生踮脚够自动售票机，看推早餐车的老伯呵出白气，看清洁工用长柄刷洗地面缝隙里的口香糖残渣。他买了张单程票，在太子站换乘观塘线，特意选了最靠近车门的位置。列车启动瞬间，他忽然抓住扶手横杆，身体随着惯性微微后仰——这个角度，恰好能看清对面玻璃窗映出的自己，以及窗外飞速倒退的广告牌：左边是草蜢新专辑海报，右边是刘德华电影《法外情》的巨幅剧照，中间一块空白铁皮上，有人用银色喷漆潦草地画了只展翅的小虎。
他掏出录音笔，按下录音键。没有说话，只有列车轮轨与钢轨接缝碰撞的“哐当、哐当”声，夹杂着空调嗡鸣、远处报站女声的粤语碎片，还有隔壁乘客撕开早餐纸袋的窸窣。当列车驶入九龙塘站，广播响起“Kowloon Tong Station, next station Kowloon Bay”时，他忽然用气声哼起一段新旋律，音高恰好卡在车轮撞击接缝的间隙里，像一枚楔子，严丝合缝地钉进钢铁的节拍。
回到酒店已是正午。苏有朋正伏在沙发改舞蹈动作，地上散落着七八张手绘分镜稿。“阿远你看！”他抓起一张纸，上面画着三个火柴人，第三个人的左腿明显比右腿短半截，“我把《红蜻蜓》的踢腿动作降了十五度，这样跳起来更像港岛学生踩滑板的姿势！”
陈致远接过笔，在火柴人腰间添了条飘动的领带。“再加个细节——所有舞蹈结束定格时，三个人的领带结要朝不同方向歪。”他指着图纸，“吴奇隆教草蜢，一定强调过‘整齐划一’。但我们偏要乱，乱得有道理。”他忽然转身打开行李箱，取出个牛皮纸包。层层剥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蓝色制服衬衫，衣领内侧用黑线绣着极小的“小虎队”三字，针脚细密得如同呼吸。
“这是……”苏有朋怔住。
“昨天在深水埗找老裁缝改的。”陈致远抖开衬衫，指腹摩挲着袖口一道细微的折痕，“他跟我说，八三年帮许冠杰做演唱会服装，总在左袖多缝一道暗褶——因为许冠杰习惯用左手甩麦。”他拿起剪刀，咔嚓剪掉右袖口三厘米，“港岛人习惯用右手撑伞，所以我们的袖子，永远比他们短一截。”
午后三点，飞碟唱片香港分部会议室。投影仪打出一张图表：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电台点播量，《超时空律动》专辑在港岛的曲线正以陡峭角度攀升，而草蜢新歌《限时专送ABC》的曲线则在下方平缓起伏。林经理擦着汗：“陈先生，您这张专辑在港销量破十万了！但草蜢那边……”
“把这张表删掉。”陈致远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满屋人静默，“换一张。”他推过自己的笔记本，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另一组数据：过去七天，港岛十八至二十四岁人群深夜（23:00-02:00）使用Walkman收听《Bressanone》的频次，较上月激增370%；同一时段，草蜢新歌点播量下降12%。“告诉电台总监，下周一所有合作频道，把《Bressanone》的夜间重播时段，全部挪到凌晨一点到三点。”他目光扫过众人，“再加一条：凡播放该时段的电台，必须在广告间隙插入十秒雨声音效——就用我们飞机降落时录的那段。”
散会后苏有朋追出来：“阿远，你到底在干什么？”
陈致远站在电梯口，看着金属门缓缓合拢，映出两人模糊的倒影。“我在造一座桥。”电梯门将关未关之际，他忽然说，“不是用钢筋水泥，是用凌晨一点的雨声、铁轨的震动、还有港岛人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时，耳朵里循环的那段意大利语。”
电梯门彻底闭合。苏有朋站在原地，听见自己心跳声轰然作响，仿佛应和着远方海港轮船的汽笛。他忽然想起昨夜陈致远在钢琴上即兴弹奏的那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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