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
好吧,这句歌词放在1971年的年初格外的合适。
如果说华盛顿和纽约是漫天风雪,那么吉隆坡就是大雨倾盆。
一月的东北季候风像发了疯一样,把南中国海的水全部倒进了巴生河谷。
就在几天前,这座城市刚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水灾。
1970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吉隆坡的许多居民都注意到了下雨的迹象。
原本湛蓝的天空渐渐变灰,乌云开始聚集。
转眼间,几滴雨水从天而降,接着越来越多。
街上的人们纷纷寻找避雨的地方。
许多人都盼望着雨能快点停。
很遗憾天气不会随人愿,整整一周雨势愈演愈烈。
到了1月4日的时候,吉隆坡四分之三的城区都被淹没。
洪水淹没了市中心,把那些英格兰老留下的殖民地建筑和马来人的高脚屋通通泡在了黄褐色的泥汤里。
约翰?亚当斯?摩根站在雪兰莪皇家俱乐部的台阶上。
这里的草坪,这曾经是英格兰殖民者打板球的圣地,现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
俱乐部的一楼还能看到水退去后留下的肮脏水印,一直淹到了窗台。
空气中弥漫着死鱼、腐烂的植被和湿热泥土混合在一起的腥臭味。
(1971年吉隆坡大洪水期间,成立于1884年的雪兰莪皇家俱乐部)
(大洪水期间位于鹅唛河畔的周吉街)
但这并没有影响摩根的心情。
他穿着一双并不适合这种场合的高筒橡胶猎靴,那是他在苏格兰打猎时穿的,现在踩在吉隆坡的烂泥里,格外傲慢但又恰合时宜。
“这场雨下得好,”摩根摘下那顶巴拿马草帽,扇了扇周围沉闷湿热的空气,“把旧东西都冲烂了,我们才好盖新的。”
对于此时的大马来说,摩根不是客人,是救世主。
国家刚从1969年的种族暴乱中喘过气,又遭遇这场没顶之灾,急需资金重建基础设施。
而摩根手里,恰好握着那是三天前,他在马尼拉通过金融政变抢来的支票本。
三天前,马尼拉,罗哈斯大道,亚洲开发银行总部。
马尼拉的天气和吉隆坡一样压抑。
会议室里的暖气开得太足了,但却无法让那些穿着黑色西装的霓虹董事们感到丝毫的暖意。
摩根把那份《特别信托协议》扔在桌上时,就像是扔下了判决书。
行长渡边武看着那份文件,那是东京大藏省直接下达的死命令。
霓虹作为最大出资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没有灵魂的钱包。
“签吧,渡边先生,”摩根语气轻松,丝毫不把眼前霓虹金融界的巨擘放在眼中,“教授在东京和佐藤首相谈得很愉快。
首相说,亚行的钱如果放在霓虹人手里,只会生锈。
不如交给我,去帮你们花掉。”
渡边感觉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轻飘飘地被眼前白人给剥夺了。
渡边武是前大藏省官僚,过去曾担任霓虹驻美大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一手起草了亚洲开发银行筹建计划书。
对佐藤这样的政客而言,亚行是筹码,对渡边武而言,亚行是他一砖一瓦建立起来,证明霓虹战后尊严的丰碑。
摩根拿走亚行,等于是在精神上剥夺了这位金融教父的生命。
渡边武签了字。
霓虹苦心经营的亚洲雁阵模式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折断了翅膀。
数百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加上未来的增资承诺,全部转移到了摩根控制的基金会名下。
在签字结束后,约翰?摩根将渡边武叫到了行长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过去属于渡边武。
这位亚行之父并没有坐在属于他的行长皮椅上。
那张椅子上的主人是约翰?摩根。
椅子和办公室一样,都换了主人。
摩根翘着二郎腿,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翻阅着亚行的核心资产负债表。
仿佛他不是在亚行的行长办公室,而是在摩根士丹利的自家客厅里。
渡边武站在窗前,背对着摩根。
“摩根先生,”渡边武终于开口了,英文字正腔圆,这是他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磨练出来的口语:“你知道为了让亚行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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