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气势恢弘，日月为明，甚合朕意。”朱元璋赞不绝口。
“儿臣献丑了。”朱棣心中得意，还故作谦虚。
朱允坟在一边很不自在，这还用说吗，谁好谁劣，已是明明白白。他并非愚钝之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忧虑。
当日下午，朱元璋在东角门，召开了百官的临时朝会。他环视一下全场，人已基本到齐，便直截了当地说：“众卿，大明不幸，朕家不幸，太子竟然夭亡。国基欲固，储君不可久旷，今日宣众卿来朝，就是为议此大事。何人可为太子，请各位直言奏来。”然而，无一人坑声。
朱元璋一看冷场，便又加鼓励：“百官无论官阶高低，尽可直抒己见，言者无罪，皆一家之见。”
但还是没人搭话，因为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在大封藩王之时，御史叶居升曾经谏阻，道是藩王们封国过大，甲兵卫士太多，军权过重，恐日久天长尾大不掉，以致造成类似汉代的七王之乱、晋代的八王之乱。本来这话是有道理的，也是维护明朝长治久安的良策。可朱元璋却大为恼怒，当即将叶居升打人大牢，以致这位御史竟然囚死狱中。自此大臣们吸取教训，对皇储王位等事噤若寒蝉，以免引火烧身。
朱元璋一见无人应答，干脆就直说了：“既是众卿顾虑重重，朕不妨明告。古称国有长君，方足福民，太子英年早逝，朕遍观诸子之中，唯燕王勇武兼备，德懋才高，让燕王继立太子，众卿以为如何？”
还是无人言声，谁心里都明白，这种态度不好发表。赞成哪个，一旦另一个继位，不都是自己没事找祸吗？
朱元璋恼怒了：“平日里你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国家大事临头，却都明哲保身，朕要你们何用。如果无人反对，朕就定燕王为太子了。”
“慢，臣有言启奏。”
总算有人开口了，朱元璋定睛细看，却是大学士刘三吾：“刘爱卿，有何见解，只管奏闻。”
“万岁，立燕王为太子，实在欠妥。”刘三吾明确提出反对意见。
“何以见得？”
“历朝历代，立储无不遵循嫡长之例，若立燕王，又置燕王两个兄长，秦王、晋王于何地。舍长立少，势必留下祸端，于大明长治久安不利。”
“可秦王、晋王能力皆逊色于燕王，他二人只能屈居王位了。”
“不然，立储尚有更为合适之人。”
朱元璋故作懵懂：“是何人，朕怎就心中无数？”
“已故太子的世子朱允坟。”
“他合适吗？”
“万岁，故太子朱标育有五子，虽然嫡长早殇，但其次子允坟已长大成人，万岁倘若舍长孙立四子，于礼不合。孙承嫡统，乃古今通例，臣为大明江山计，请立朱允坟。”
有人领头了，文武百官也就胆量大了。纷纷发表看法，无不赞成立朱允坟为皇太孙。朱元璋无奈，只得含泪忍痛抛弃朱棣，违心地同意立朱允坟为皇太孙。金殿上这场册立之争，当然朱棣细情尽知，对失之交臂的皇位，他既痛惜又遗憾，但他心中的欲火并未泯灭。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98年），七十一岁的朱元璋离开他坐了三十一年的皇位，撒手归天。二十二岁的朱允坟，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然而他即位伊始，就面临着皇权与王权的斗争。朱允坟有识无胆优柔寡断，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各地藩王的存在，对他的皇权是眼前最大的威胁。他将当年两名侍读，即他认为最近的亲信，齐泰和黄子澄，分别擢升为兵部尚书和太常寺卿，就朱元璋的治丧事宜，向他们征求意见。
朱允坟问道：“二卿，朕不想让各地藩王来京奔丧，也想借机展示一下朕的权威，不知可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万岁是天下之主，想做什么谁敢不遵！”黄子澄自然要支持。
在对新皇的支持上，齐泰也不甘表现得比黄子澄逊色：“万岁只管传旨就是，看他们谁敢不遵旨意！”
“那么，朕以何名义降旨呢？”朱允坟明白，来为其父皇奔丧，是各地藩王的权利，也是合乎人情常理的，“不让他们来，总得有个正当理由。”
“这有何难，”齐泰出主意，“就说先帝有遗诏，让他们各守本土不得来京，以免外敌人寇。”
“可朕的皇祖父，并无此遗诏。”
“万岁，那还不是现成的。”齐泰急于表现，“臣草拟一个不就有了。”
朱允坟迟疑，又问黄子澄：“黄大人，如此可否？”
“当然可以，”黄子澄鼓励，“万岁不要犹豫，即刻发丧诏告天下，并向各藩王传旨，各守本土不得擅动。”
朱允坟这才下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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