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利玛窦、南怀仁，自己也有了徐光启、康熙，眼看科学之火就有了燎原之势，结果先后遭遇流寇之乱、明清易代、文字狱、汉学复辟，把珍贵的火种狠狠地踩入了地底。
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已经非常频繁，有见识的学者开始正视科学，积极学习。结果此时国家形势不稳，变法失败、拳匪作乱、庚子国变、帝后驾崩、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内忧外患齐至，国民一心专注政治，谁能静下心来学习“无用�的科学知识？�
等国家形势稍微平静，广大学子竞相西游东渡，却因为基础薄弱、国家贫穷，只能充任西方先进科学的翻译介绍者，稍微在某一领域做出一点成绩，立马就会被冠以“中国”学奠基人“的荣誉称号。
这种亦步亦趋的形势一直延续至今，演变为伟夫的“山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