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娘给我作证，我这做父亲的也会在儿子面前，含冤莫白呀！不过呢！朝斌提醒了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单位，方法还是重要的。来！儿子啊！你是我的一言之师，我敬你一杯酒。”

朝斌端着一厅饮料，走到父亲跟前：“这还差不多！”

凤玲：“嗯——！放肆！”

朝母：“嗨！你就随他爷儿俩吧！”喝了口饮料，对朝旭“官大官小有啥！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行了。”

朝旭：“妈说得是！心底坦然，比啥都好。”又对弟妹们“这些年，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论是成了家，还是立了业，我们啦！即要听党的话，也要听母亲的话。”

朝母：“言重咯！你奉承我，我还是要说直话。你呀！也要多作点儿家务事儿，大男子主义，引响家庭关系——！”又对女儿：“你要多向你嫂子学着点儿，凤玲！就是着人喜欢。”

凤玲：“妈——！”

朝旭：“每次挨批评的总是我，如果在部队，朝斌他娘啦！肯定年年是五好战士啦！”

“哈哈哈！”

朝斌吃完饭便坐到沙发上看电视，中央台正报道海南开发洋埔的新闻。年仅十五岁的他，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爸爸，不解地问：“我们同学说，现在政府卖国，把海南的洋浦给卖给日本人了……”

“胡说！”朝旭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瞪着朝斌吼道。

“这又不是我说的，干吗这么凶哪！”朝斌噘着嘴，看了一眼父亲，又扭头去盯着电视说。

“刚才还说什么听党的话，听奶奶的话，讲究方法，哼！”

朝旭喝了口酒，放下杯子，看着母亲笑了笑，低着头，感到很对不起孩子似的。

母亲看着儿子笑道：“父母在孩子面前说的话，就如领导在下属面前表的态一样，要作数。否则，就没威信。”

朝旭笑道：“妈说得是！言而无信，非君子。”

朝旭对母亲的尊重，与他对党的尊重一样。他的母亲是一位正直，善良且具有一定知识，素质较高的传统女性。在旧社会，吃了不少苦，对党和政府有深厚的感情，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十多年前已退休。老人常以正统的观念教育孩子们，不能忘本，要对得起国家，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这个家。”她不要求孩子们升官发财，只要求他们好好工作，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行了。母亲的人品，对朝影响很大。他孝顺母亲的事，在机关也是有口皆碑。

这时，凤玲走了过来。

“就是嘛！凶什么凶？又没说你卖国，有话不能好好说？”又对朝斌“你爸是怕你到外面说错话，制止你不要乱讲了是应该的。”

朝旭也觉得自己太冲动了，吃完饭，放下碗筷，坐到沙发上，笑了笑，斜过身去拍了一下儿子的背，说：“对不起，爸爸刚才不是对你来的！”朝斌扭动一下肩膀，不高兴的说：“还当领导呢！不—讲—道—理—！”

朝旭也不生气，但较严肃地说：“好！好！爸爸给你讲道理，不过我先得警告你！”

朝斌迅速转过身来，惊异地看着父亲。

“从明天起，你不要去学校，也不要上街。”

“为什么——！”朝斌不懂。

朝旭说：“爸爸现在给你说，也算是给你补上一课吧！”

朝旭点燃一支烟，朝斌给他从书房里把茶端来，认认真真地坐在父亲对面听着。

朝旭讲的一些道理，朝斌从课堂上很少听到过，深入浅出，有时抑扬顿挫，他这是第一次听父亲给他如此系统地讲“大道理”，朝旭说：

……。

“中华民族饱经风霜，自二十世纪中叶摆脱外夷的控制后，中国人民才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按说，中国的事情应该是好办的，地大物博，人民勤劳朴实。但是，又因为执政者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使得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是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停停打打，象一头被人摁住脑袋的牛，总也抬不起头来。前十几二十年，老百姓还不怎么反感，他们都拿旧社会作比较，容易满足，再加上解放不久，人们脑子里的敌情观念比较浓，唯恐人家再把胜利果实抢走。现在不同了，尤其是青年一代，对旧的一套越来越不满意，而国家的中上层决策者们，相当一部份人旧的框框较多，因循守旧，前怕狼后怕虎。改革已经搞了十几年了，应该看到它辉煌的前景了，可还是争论不休。比如说，反‘左’还是反‘右’？姓‘资’还是姓‘社’？要‘草’，还是‘苗’？‘民营’还是‘国有’？还有‘白猫黑猫’等等，长期争争吵吵。别的国家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而中国呢？绞尽脑汁搞斗争，三天两头搞运动，将大好的发展时机白白地丧失了。”

妻子凤玲插话说：“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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